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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裁判将一行为一诉确立为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立案的基本原则。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裁判将一行为一诉确立为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立案的基本原则。

第二，实质不法与法律漏洞的冲突。相对人行为一旦符合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规定的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推定违法。

胡建淼，见前注[3]，第74页。该办法在《行政处罚法》1996年颁布以后仍然适用，至今仍未修订。[36]参见周旺生：论法律利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4页。立法者之所以明确区分了二者，同样是基于报应性要素所做的考量。张淑芳：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第83页。

所谓不利益性，是指被剥夺了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者被赋科了一定的负价值或者负利益。对此，制裁性标准无法作出实质回应。事实上，失信惩戒包含三大要素：受惩戒主体、受惩戒行为与惩戒措施。

可见，实定法并未一般性地规定单位违法，连带个人。[xxii]参见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274页。这些文本构成观察失信惩戒制度的重要窗口，其中尤以中央级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为最佳分析样本，因为中央级备忘录实际上是地方失信惩戒规范之基础。2016年国务院指导意见也要求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相应的联合惩戒措施。

在实质合理性层面，违背平等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按照《关于对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该企业应受的惩戒包括依法采取取消交通运输领域相关经营资质或限制性经营等措施，其实定法依据在于《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66条（有上述情形的企业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

[xxi]但这只是理论解说，并无《立法法》上的明文依据。诚然，这些领域之间并无关联，但只要各领域惩戒与该领域立法目的之间有事理上的关联，比如处罚违法超限运输的企业是为了实现《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之目的，而拒绝因违法超限运输而受处罚的企业申请股票上市旨在促进《证券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之目的，那么跨领域惩戒就不违反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抛开受惩戒主体、受惩戒行为，仅关注惩戒措施，就如同不问被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或犯罪行为是什么而空谈刑罚一样，意义并不大。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政策、规范性文件或备忘录本身，均不能为失信惩戒提供实定法依据。

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xli]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而《立法法》并未授权国务院以决定的形式直接对外设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鉴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地辨析现有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问题。

[xl]据此，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罚，即无须实施数罪并罚,而应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犯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其2019年12月出台的《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6条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前者属于犯罪行为，后者为违法行为，对两者同等惩戒不符合平等原则。[xiv]但也有学者指出：备忘录并不仅仅扮演梳理与链接的角色，还创设了大量的奖惩措施。

第二，单行式、列举式界定的23个领域惩戒单纯的违约行为突破公、私法界限。[xv]所以，要细致剖析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就不能止于对备忘录做整体观察，而应穿透备忘录，直面其所承载的每一项惩戒，判断其究竟是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的梳理与链接，还是具有创设性效果。如此既能保证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也可避免重复评价。例如，《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规定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责任人实施市场禁入。[xxxviii] 跨领域惩戒真正的实质合理性挑战是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xxviii]既有研究聚焦于惩戒措施和失信行为之间是否合比例，却忽略失信主体有责任大小之分。

而惩戒措施的整体正当性危机也不是德法混同，其实质合理性挑战亦非违反不当联结禁止原则，而是削弱行政裁量的法律约束和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区分失信与背德也好，要求失信行为和惩戒措施同属一个领域也罢，恐怕都有失偏颇。进入专题： 社会信用 失信联合惩戒 。

同时，当多个行政机关都有权惩戒同一失信主体时，为实现管辖协调，应保证同类惩戒择一重处断。三、受惩戒主体的法治困境及出路 41份备忘录对受惩戒主体的规定分3类：第一类仅惩戒单位，仅包括出入境检验检疫1个领域。

[xxxvii]然而，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可能是因为一个失信行为违反了多个实定法规范。例如，通过单行式界定的《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所列10项受惩戒行为，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的违法行为。

实际操作中，需要解决惩戒种类划分、同类惩戒轻重比较和多个主管行政机关协调管辖等问题。此类措施共118项，占惩戒措施总数的7%。这5类惩戒措施目的各有不同，可并行适用。行为惩戒包括限制高消费责令限期改正或停止失信行为提高日常监督检查频次等。

同理，适用填充类惩戒措施也应受约束。这种地域差异会增加市场主体的合规成本，也不符合发改委、人行指导意见所要求的严重失信名单认定实行全国统一标准。

二是列举式界定，即备忘录逐项列举受惩戒行为，包括市场竞争、慈善捐赠、婚姻登记、公共资源交易、文化市场、铁路、民航等7个领域。尽管备忘录附录列举了惩戒措施的法律及政策依据，本文仍排除后者。

其次，既有研究提出区分失信与背德也于事无补，因为双惩制之弊不在德法混同。在各种备忘录中，惩戒违约行为最典型的当属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制定的《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例如，《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办法》区分了信用异常企业、一般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并实施分类管理，规定《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的惩戒措施仅适用于严重失信企业，对信用异常企业、一般失信企业仅加强监督检查。有学者以部分地方惩戒不文明行为为例，认为失信惩戒导致法律介入道德。注释: [i]参见周海源：《失信联合惩戒的泛道德化倾向及其矫正——以法教义学为视角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由于我国至今未在行政监管、行政给付等领域制定统一的法律，行政机关把相对人信用状况作为行政监管、行政给付决定的考量因素，失信将导致加强监管、限制给付等后果。

该原则又称禁止双重评价原则，是指一个不法行为只受一次否定评价，[xxxix]诉讼法上表现为一事不再理，刑法上表现为想象竞合犯，行政法上表现为一事不再罚。（4）有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依据的司法解释。

[xx]同理，2020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将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作为失信惩戒实定法依据，也应排除。所谓平等原则，是指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

[xxvi]刑法上之所以把单位犯罪连带的个人限于直接责任人员，也是出于对法人独立人格的尊重，只有此类人员以自己的行为使单位陷入犯罪境地，才产生另一个犯罪构成，成为独立于单位的犯罪主体。[ix]这些条文中的国家有关规定当然包括备忘录。